《幽閒鼓吹》，唐张固撰次。首记宣宗数事，馀杂识中唐以后事，今多载正史。

某伏睹已降旨挥，群臣候过宁宗皇帝小祥，并服纯吉者。某谨按《礼经》，子为父、臣为君，皆服斩衰三年，此礼之所当然，人情之不容已者也。自汉文帝率情变古，后世始不复见三代之全礼。间有天资笃孝、锐欲复古如晋武帝者，而其臣习卑守陋，顾沮而止之。其说不过曰君服于上，臣除于下，是有父子无君臣也，独弗思古礼之不行，患在人君惮其难耳，岂有君能服之而臣顾不能耶？我本朝列圣相承，外庭虽用易月之制，而宫中实行三年之服。迨至阜陵，独出宸断，易月之外，衰服如初，朝衣朝冠，皆以大布，三代之下，盖未之有。惜当时辅臣、礼官不能推广圣意，并定臣下执丧之仪，遂使人主衰服三年于上，而群臣易月公除于下，此千载无穷之恨也。迨绍熙甲寅，阜陵上宾，从臣罗点等建议：乞令群臣于易月之后未释衰服，朝会治事权用公服黑带，每过七日及朔望时节，朝临奉慰，应干丧礼，皆以衰服行事，山陵之后期与再期，则又服之，至大祥而后除。至于燕服，亦当稍为之制，去红紫之饰。此于臣子行之非有甚难，而可以略存三年之制者。诏从之。当时台谏集议，以为点等所请虽未纯古，亦略存遗意，可以扶持衰薄，补助名教，且请并君服讨论，竟以不果，议者至今惜之。某愚窃谓古制之不行久矣，使人君居丧必若阜陵之礼，群臣执丧必若甲寅之制，虽其节文度数未尽如古，而其意则已庶几于古矣。自侂胄弄权，群奸朋附，但欲一切反庆元初政，故光宗之丧，群臣复以小祥纯吉。今以《会要》诸事考之，群臣禫除而纯吉者，累朝之制也。其后易以升祔，至绍兴而易以小祥，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。二百馀年之间，丧制四变，皆近而之远，非自远而之近也。侂胄变甲寅之制而从小祥之旧，是自远而之近也。自远而之近，是舍厚而从薄也，其可乎哉？且嘉泰元年八月，礼部、太常寺申，乞遵绍兴已行之典、淳熙申命之文，令百官过小祥日并服纯吉。臣今考之淳熙宅忧之日，虽有群臣自从易月之令，初未尝有小祥从吉之文，盖高庙登遐在四年十月八日，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内禅，光宗践阼，于是文武百僚鞍鞯佩带，悉用吉礼。然则当时之纯吉，自缘新君之受禅，非为高庙之小祥也。嘉泰礼官敢于舞礼如此，岂不重骇耶！乃者有司偶失讨论，徒以光宗丧纪最近而可遵，不知甲寅所定乃宁考初政之善，而辛酉之议乃权臣更改之失。自嘉定以来，凡权臣之舛政缪令刬革多矣，丧纪重事，岂容反蹈其失乎？且揆之礼意，参之人情，有未安者二焉。皇帝以至性笃孝躬执三年之丧，自今至于大祥，在宫庭则苴麻未释也，临朝视事则浅黄之服、黑犀之带未改也，而群臣遽已无所不佩，岂君服斯服之义乎？此其未安者一也。八月三日实维小祥，越七日而遂纯吉，追念去岁是时先皇帝负扆朝群臣，尚无恙也，今音容若存，仙游已邈，臣子虽号恸泣血未足以泄其哀，乃于此时遽即纯吉之服，遂忘忧戚之容，揆之人情，必所不忍。此其未安者二也。先帝临御踰三十年，臣子蒙恩，实同天地，虽捐肝脑、绝筋骨未足论报，况区区服章文饰之末乎！且带不以金，鞓不以红，佩不以鱼，而鞍鞯不以文绣，此在群臣初何所损，而于朝廷之仪亦未见有妨。爱礼存羊则所系者甚重，欲望朝廷更下有司，考求绍兴、甲寅已定之制，斟酌而行之。其八月十日百官纯吉旨挥，姑赐收寝，庶几稍合礼意，足以贻示方来，亦皇上初政之先务也。某以迂疏，蒙恩擢贰宗伯，稽古礼文之事，实其所职，庸敢冒昧，辄荐其所闻，如或可采，即乞朝廷详酌，速赐旨挥。须至申闻者。